因為瞿友寧電視作品《我可能不會愛妳》的走紅，讓老婆從每個星期天晚上守著電視機，到開始在臉書上追蹤「李大仁＋陳柏霖」的粉絲行為，也讓我第一次注意到陳柏霖。
稍微搜尋了一下，發現陳柏霖似乎跟一般演員不太一樣，有著超越同輩的思考與發展模式。首先這位七年級（1983年生）的演員雖然還很年輕，但在台灣、日本、香港、中國都有演出作品，可說華語、日語、粵語，2010年才28歲在北京成立了一間公司，叫「柏霖時創藝術文化有限公司」，很輕易地可以看出，陳柏霖是一個有想法的年輕人，而且自我定位並不落俗套。
討厭的民國一百年終於完結，得以擺脫百年魔咒的宣傳轟炸。
這民國百年的荒唐，跟幾年前嘉義市的「諸羅建城三百年」的荒唐戲碼有得比，主政者長期以來對於在地歷史的麻痺與冷感，要突然之間扛起歷史大戲的詮釋主導權，談何容易！
啟動桌曆、筆記本的更新儀式，告別過去一年，然後迎接（迎戰？）未來的一年。要繼續加油！
GREEN雜誌又出刊囉！這一期我寫的主題是剛再度開放給民眾參觀的國定古蹟嘉義舊監獄，從2002年有幸參與這座監獄的保存運動開始，轉眼之間竟然已經九年歲月過去了！九年之後再踏入這座一草一木都再熟悉不過的空間，感觸良多，特為文一篇，有回顧、有期待，除了紀念自己當年的熱血青春，也獻給當初一起為推動嘉義舊監獄保存而努力、奉獻過的朋友、伙伴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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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監獄的保存
作者：陳世岸
台灣唯一的一座監獄國定古蹟—「嘉義舊監獄」，在近日終於完成第一階段的古蹟修復作業，並開放給民眾參觀。在為期三週的開放參觀與展覽活動中，共吸引六萬多人次的參觀，也再次印證嘉義舊監獄獨特的魅力。筆者在多年前因緣際會參與過嘉義舊監獄的保存運動，也藉此機會舊地重遊，再度探訪這座神秘又特殊的監獄古蹟。
嘉義舊監獄保存的特殊性，除了在於它極可能是台灣第一座、也將是最後一座被指定為文化資產保存的監獄之外，對於社會上絕大多數對監獄空間陌生甚至是禁忌話題的民眾來說，保存一座監獄的意義，相信也充滿許多好奇與疑問。畢竟，保存一座監獄在文化資產領域中是極為少見的案例，大多數民眾對於監獄的陌生與刻板印象，更是監獄保存所面對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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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危的病人被送進加護病房，過一會兒醫生走出來說，「我已經把病人良好的器官完整保留下來，等未來有適當場所再把這些器官組起來，病人就算是重生了。」
保存器官也算是一種治療？聽來荒謬嗎？文化資產的保存，也有人就這麼宣稱。「搶救」很好用，似乎一切都是跟時間賽跑，可以不加思索的濫用這種保留器官的手法。
任何文物的搶救或保存，只要脫離了本體，脫離了它原有的脈絡，就不再是原本的它自己。之後任何的「再現」方式，都只是一種複製或仿造，而非原有物件的真實意義，這是在一開始就必須被釐清的觀念。
前陣子受朋友之託，在7-watch寫了一篇短短的文字，也算是自己對老房子下的註解吧，與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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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屋再生新浪潮
文/圖：陳世岸（建築師）
近年來台灣湧現老屋再生的風潮，各地出現許多相當精彩的案例。有別於以往舊空間更新總是以「新」為目的，這一波老屋再生反倒是以「舊」為這些空間找到再利用的創新模式。重要的是，這些再利用模式有別於懷舊（Nostalgia）的概念，所強調的是能夠藉由「舊」的概念引領出新的空間敘事，發掘空間更多元的樣貌。
不同於往常古蹟保存論述中總是強調的歷史價值與時代意義，這些老屋再生所帶出來的小故事，讓我們重新看見常民生活的切片，那是大時代裡的小人物，所經歷的真實人生。此外，不刻意強調建築材料的珍貴稀有或西洋式樣的華麗，而是樸實地對構法、工法與材料的再認識。例如早期一般民宅常見的「鐵花窗」，看得見當時代的工藝水準與美感。
這些老屋再生的手法中，也喜歡刻意保存建築物被使用過的痕跡，這是對建築生命歷程的尊重，願意去看見過程裡每個階段的細微改變，猶如人的手痕、皺紋一樣，是生命過程裡的忠實紀錄，也強化了老屋的時光質感。
上述的這些現象，可看出老屋再生是以肯定「舊」價值的觀點，將老屋的脈絡重新發現與梳理。再拉高一點來看，老屋的再利用，其實也是與周遭環境、社區的對話，透過老屋再生，帶出地方認同、社區營造、節能環保…等更多元的議題與發展的可能性。
老屋再生毋須刻意營造出「舊」的樣貌，因為一味地懷舊反倒使空間失去再成長的生命力，只是徒具僵化的軀殼。老屋的空間氛圍往往具有濃厚的人文特質，但也不必就非得成為藝文或商業空間，那未免侷限了老屋的價值潛力。未來可期待的是，當老屋再生的環境夠成熟，大多數人願意從生活的價值觀點再來認識它，那麼居住在老屋裡並延續新的生活，或許就是一件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
發表在本期GREEN雜誌的文章，談的是建築的尺度問題。一般而言，尺度觀點是以人的尺度來體驗與營造周遭的空間，但其造成的狹隘之處，也在於我們總是以「人」作為唯一的判準，而忽略了其他的「尺度」所關照的對象，例如環境尺度與材料尺度。
本期綠雜誌的主題是「綠色教育」，是近年逐漸在某些地方被落實與引發大眾日漸關注的蒙特梭利與華德福教育體系，在這個價值扭轉的時代，攸關下一代的教育議題，彌補失落的教育環節，特別值得這一代的大人們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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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尺度的綠思維
文/圖 by 陳世岸
台灣絕大多數的人口居住在都市裡，許多人一天到晚置身在周遭幾乎全部都是道路、人造設施與建築物的空間裡，在日常生活中能夠稍微親近「自然」的機會，大概只有公園或行道樹的一點綠意勉強來充數。
都市人在這種生活模式下待久了，很容易會漸漸以為自己與環境的關係，只剩下在建築物與建築物之間的穿梭移動。加上一天到晚置身在許多能源設備所營造的人工環境，導致人們對於所處的實質自然環境，感受能力越來越薄弱，我們的感官被限制在都市的種種人工便利裡而不自覺。
對環境忽視的習慣性，某部分原因是因為人體的尺度限制。我們習慣用成人的身體尺度去理解周遭環境的一切，這種理解環境的方式，受到人體尺度的視覺框架與移動經驗的侷限，容易導致觀點上的狹隘，以及對於環境的誤解與誤讀。
尺度（scale）是建築中相當重要的概念，從西方希臘羅馬時期的古典建築，到二十世紀現代建築大師柯比意所提倡的人體模矩，建築的發展歷史中人體的尺度是相當重要的基準，並藉以建構出紀念性或私密性尺度等各種不同尺度的空間。可以說尺度是相對於人體的一種空間感，也是環境體驗相當重要的感受因子。
人體尺度除了運用在建築空間設計以外，我們也在地景上進行尺度的探討。從基地本身所提供的訊息，來分析周邊的人文與自然環境，如何影響整個基地的配置與建築空間設計。然而，從大尺度的地景到小尺度的建築，失控尺度的案例屢見不鮮，當中顯然忽略了尺度概念中一些重要的面向。正因為人與建築、環境的關係如此密切，我們要如何超越人體尺度的侷限，重新檢視建築與環境的關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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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1年9月，嘉義舊監獄終於第一階段修復完成開放參觀，在此貼上一篇2006年寫給律師雜誌的文章，藉此回顧一下之前的歷史，也再次來沈澱、思考、回顧嘉義舊監獄保存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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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一個監獄的故事：國定古蹟「嘉義舊監獄」
圖文：陳世岸
一、 前言：司法與文化的交界
2005年5月26日內政部正式公告位於嘉義市維新路上的「嘉義舊監獄」為國定古蹟，它不僅是嘉義市在新版「文化資產保存法」頒佈實施後所指定的第一個國定古蹟，也是全台灣唯一一個以「監獄」的「特殊身份」登錄成為國家重要文化資產的司法建築典範，其特殊性除了是「前無古人」之外，恐也將是「後無來者」，「嘉義舊監獄」成為國定古蹟，無疑已成為標記國家司法獄政體系與見證其歷史脈絡所無可取代的重要資產。
然而，今日已是國定古蹟的嘉義舊監獄，當初其保存價值的認定，卻也曾經歷過相當長期的爭議過程。對於嘉義舊監獄保存與否的爭議涉及都市發展與文化保存、文化資產保存法在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的爭議、公共議題與民眾參與…等不同層面的議題。
諷刺的是，文化資產的社會能見度，經常是建立在這些爭議之上，但這些議題所涉及的討論，卻往往不是僅透過單一知識觀點的專業就能全盤掌握，也正因為文化資產是個「跨學科」的新興領域，且尚未建立清楚的遊戲規則，因而衍生許多保存與否的爭議事件，似乎也在所難免（註一）。但文化資產這種「跨界」的特質，也使得文化資產本身在爭議、爭吵、抗爭的論述與行動過程中，得以讓不同領域的專業與各種多元的觀點得以一一浮現與對話。
回顧2002年嘉義的民間團體正如火如荼推動嘉義舊監獄保存運動的當時，也正因為嘉義舊監獄的「跨界」，使得原本看似毫不相干的司法體系與文化資產保存領域之間，激盪出令人驚豔的火花。當時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的朋友特地在司改會的刊物寫了〈司法與文化的交界—嘉義舊監的保存運動〉一文，引述了當時司改會王時思執行長所說：「留下一個監獄其實不只是個建築，而是建立一種集體記憶的可能，尤其是一個關連於司法的集體記憶，何況它們是那麼稀少、沈重。當司法被視為人文的一環，當司法的集體記憶受到重視的時候，或許我們就得到了一個新的基礎，一個回顧、反省，與再出發的起點。」（註二）在司法與文化資產之間，嘉義舊監獄的保存定位，或適足以扮演起「鑑古思今」的獨特角色。
監獄空間的獨特性與高牆內的生活，向來被其神秘感所掩蓋。但正如前法務部矯正司長黃徵男在「監獄共和國」一書中所描述的：「一樣米養百樣人」，監獄並不是我們日常生活之外的另一個世界，反倒正是我們社會的真實縮影。監獄作為一個象徵著「罪與罰」的生活世界，其內部空間與生活模式更體現了一個「微社會」（micro-society）的文化地景樣貌。在接下來的部分我們將從監獄的發展脈絡與實質空間的導覽介紹，來協助訪客們一探監獄獨特的生活世界。
（在嘉義女中對面） 
